2014山大日记：登州文会馆研讨会参会学者 崔华杰-银河集团

　　10月6日上午，我有幸获邀，参加学校举办的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源——登州文会馆15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清晨七时，整理行装，备好材料，一壶清茶下肚，缓解下自己激动而略有紧张的情绪。所谓“激动”，是因为我对登州文会馆的持续关注已有8年多的时间了，看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能得到学界的关注，并且在当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无疑发挥了传统士人学以致用的治学精神；而“紧张”则是由于要作大会主题发言，作为去年刚入行的“青椒”，要面对诸多学术先进的“商榷”乃至“质疑”，我的内心还是忐忑不安，紧张而难以淡定。
　　说到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之间的历史渊源，不仅学术界的一些学者，而且学校的部分师生，多少会对两者之间的历史关联有所疑问、质疑乃至否定。事实上，登州文会馆及后来的齐鲁大学横跨晚清民国，历经时代风雨，受政治局势之影响，其历史发展呈现出改革、分拆乃至撤销的多舛命运，因而它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特别是山东大学的关联，可谓既复杂又隐性，这值得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加一天的会议，有机会与历史学界、教育学界的前辈们同室交流，汲取学术养分；中途又参观了校史馆刘培平馆长主办的校史展，可谓获益良多。如果说前期的研究过于秉持了历史的客观性，而使得史实过于干涩，缺少了多面历史的鲜活，那么经过今天的会议，我对登州文会馆的历史又有了感性化的认识。在这里，请允许我列举一组史实来说明上述问题，同时也作为这篇日记的结束语，一道与各位师长、同学们追溯历史，感怀当下：
　　——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其成立填补了近代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空白，并为晚清新式学校的建立提供了借鉴的模版。
　　——登州文会馆率先开展师范专业教育，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占其毕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三。
　　——登州文会馆实施的肄业计划，开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
　　——登州文会馆师生积极从事新式教材的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30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登州文会馆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这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登州文会馆第二任校长赫士带领19名文会馆师生由蓬莱奔赴济南创办山东大学堂，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一个月的时间内便使得山东大学堂走上了正规。
　　——狄考文发起组建“益智书会”，被国内外史学界认为“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基督教校教育事业的潮流”。
　　——狄考文积极从事于官话（即白话）的推广工作，其编写的《官话类编》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首选工具书。
　　——以狄考文为首的圣经翻译委员会花费二十余年心血翻译的官话和合译本《圣经》，是“中国教会最受欢迎的《圣经》版本”，被誉为“模范的翻译”，至今仍在基督教会使用。
　　——狄考文先后被美国3位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9个委员会任主席或副主席职位。在华45年中，仅3次回国度假。他生于美国，客死中国，实现了来华前把生命托付给中国的诺言。